关键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

　　陈雨露

　　中国是一个重新复兴的后崛起国家。后崛起国家在经济崛起的进程当中通常都符合四条基本规律：第一，后崛起国家通常采取的都是政府主导的追赶型经济模式；第二，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几乎都遇到了传统和现代、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尖锐冲突；第三，经济崛起后的大国基本上都无一例外地进行军事扩张；第四，在经济崛起的过程当中几乎都遇到过经济和金融危机。

　　目前全球对于中国的关注主要在后两点上，一个是经济复兴之后的中国会不会也进行军事扩张；另外一点是未来30年中国会不会依然保持无金融危机的增长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从中国的长期利益考虑，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应当把无金融危机的增长作为核心目标。这就要求我们突破简单的GDP达标和CPI达标的狭隘视野，把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的稳定增长一起纳入我们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体系中来。

　　实行这样一个新体系，以下几个方面是重要的。

　　一、关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无非是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中国是一个实体经济弱弹性的国家，经济增长的科技贡献率只有39%。从技术创新来讲，目前全球90%的专利技术都在发达国家手里，而85%的研发投入也在发达国家手里，从技术创新来讲我们也并不占有什么优势。特别是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之后形成科技进步贡献率，要经过一个非常平衡的、有效率的经济结构的传导。而我国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地区发展的结构的失衡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所以中国实体经济的弱弹性是相当明显的。未来30年我们要真正地实现无金融危机的增长，最大的隐患恐怕还在于如何解决我们的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二、关于资产泡沫。从中短期来看，爆发金融危机无非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过高的债务率；另外一个就是资产的泡沫。十年前，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刺激内需的政策，然而十年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宏观调控政策虽然帮助中国的经济走出了困境，但是我们刺激出来一个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结构；同时又刺激出来一大批“两高一资”的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消耗型企业。特别是我们刺激出一个2007年的股票市场泡沫和房地产市场泡沫，让目前的宏观调控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这就说明，控制资产价格周期应当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同时，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必须避免调控过度，及时减弱调控力度，及时摩擦调控惯性，提高宏观调控的效果。

　　三、关于会计的宏观调控功能。今年1月1日，中国开始执行新的会计准则，同时也开始实施公允价值计量原则。但是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在这次次贷危机中造成了严重的顺周期效应，也就是说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就开始出现大幅度的资产减计，而资产减计又会导致资本充足率不足，进而又导致抛售大量的金融资产，从而引起金融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这种恶性循环推动并加速了金融危机。所以说，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很明显地起到了发生器和助推器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把会计都作为微观工具，它主要发挥的功能是会计的反映功能和会计的控制功能。这次金融危机启发我们去思索，在金融危机或者恶性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会计制度的设计能不能基于社会稳定和长期经济利益的考虑，让金融机构进行及时的会计处理以避免市场失真和市场的失灵放大宏观金融风险呢？这一点已经变成我们必须考虑的新的因素，即如何让会计制度发挥宏观调控功能。

　　四、关于开放条件下新的货币制度安排。也就是说，中国金融的名义开放度的扩大已经成了必然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持一定的金融控制力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呢？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提高金融名义开放度的情况下控制实际金融开放度。或者说我们应当如何在资本和金融额度管制措施逐渐失效的情况下，通过对金融市场上微观行为的事后认可、调整和再管制来保持实际的金融管制度，这一点成为我们必须想出办法妥善安排的问题。

　　未来30年，中国要构筑自己的、能够领导未来世界的经济文明，我想，构建现代化的中国宏观调控模式，也应当是这个文明的组成部分。构筑这样一个宏观调控制度文明，其基础一定是中国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从我们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中可以得出，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一定是通过继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吸收西方经济文明当中的精髓而形成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此基础上构建能够保证中国实现无金融危机增长的、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