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城管操作实战手册 城管尴尬变“剩管”

　　城管突围

　　“抓小贩、抄罚单、拆违，所有最难管的、吃力不讨好的脏活累活都转给我们了，把我们推到了火山口上。城管其实是‘剩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蔚 | 武汉、宁波报道

　　南京市玄武区的城管执法队员赵阳最近比较烦。 因为一篇在网上迅速流传的“自揭家丑”的帖子——《惊爆！城管操作实战手册》，他被不少同行批判为城管系统的败类、“叛徒”。

　　赵阳34岁，是一名从业十多年的“老队员”。2002年，他在西祠胡同创立了“城管行政执法之家”，从此开始以网名“桥上人家”发表关于城管的各类文章，其中不乏自揭家丑的帖子。为此，他不断遭到家人反对、领导批评、岗位调整及待遇的降低等。

　　“几乎每个月都有人给我打电话，要求删除某些‘影响不好’的帖子。”赵阳在博客中如是说。如今的他，面对众多同事的指责，“感到极为孤立，痛苦万分。”

　　许多执法队员都曾经迷惘过

　　痛苦和迷惘的不仅是赵阳。

　　家住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的黄先生有个做城管的邻居。他发现这位城管的父亲在被问到儿子做什么工作时，仅仅含糊地表示“是单位里的”。

　　而在距离宁波千里之外的武汉市，城管队员王平（化名）面对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紧蹙着眉头小声说：“城管是个敏感词。我们内部有规定的，每年都要开几次会，强调不要随便接受采访。”

　　2002年，王平大学毕业考取了公务员，但当年年底只有新成立的城管局有招聘名额。于是，原本梦想进入司法局的王平不得已成为一个“管占道的”。

　　“那时没什么社会经验，只知道城管是管占道的，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也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王平说，“现在执法越来越难，一个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一部分人确实生活困难。”

　　刚进城管局时，王平跟在老城管后面学习执法。他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小贩：“该硬的时候硬不起来。”他也有过最初的矛盾与挣扎，“我们并不像外人想的那样，心肠硬如铁石，只是所处的身份决定了不可能总是充满同情心，否则什么都做不了。”

　　他感觉这个职业很难：“既要工作，又要面对指责，许多执法队员都曾经迷惘过。”

　　“现在执法环境不一样了，老百姓的维权意识增强了，执法的方式比以前复杂。”时间长了，王平也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主张要用“拔钉子”的方式把流动摊贩“拔掉”，力求不反弹，而不是快刀斩乱麻。

　　他说自己只有在对付“坑害百姓”的小贩时才会使用强制手段：“有些人屡教不改，而且短斤缺两强买强卖，对于这样的一小部分人需要使用强制手段，对东西进行收缴。这时候就要请公安出面，不是以暴制暴，而是保护自我。”

　　自称不赞同《城管操作实战手册》中“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等表述，反对“暴力执法”的赵阳则直言，他虽然很同情小商小贩，还会帮着他们找工作，但自己在日常执法中也会“暴力执法”，否则“完不成领导交办的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对城管与小贩的“猫鼠游戏”有过多年观察。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部分城管确实存在滥用权力的问题，甚至有一种“老子终于当官了”的心理，近日的“无锡城管吃霸王餐并将店主打成脑震荡”事件就是一例。毛寿龙说：“我就亲眼见到过，城管来了，马上有小贩递个苹果、割块肉、称半斤饼，还跟人谎称‘是我兄弟’。”

　　谁是“替罪羊”

　　因为常看到“城管打人”的新闻，宁波市城管队员刘刚（化名）觉得自己很冤枉。刘刚长相斯文，他所在中队负责的是城市内河管理。

　　“别人老觉得城管就是抓小贩的。其实我们管的范围很广泛。而且，正式的城管队员一般是不会胡来的。暴力执法的大多数是协管员。但老百姓分不清协管员和正式队员，只知道是城管打人。”刘刚颇感无奈。

　　他告诉本刊记者，目前的城管系统中，成员分为正式队员和协管员两种，正式编制的都是招考进来的，大专以上学历，而协管员的来源比较复杂，有招考的，也有走后门进来的，良莠不齐。

　　赵阳也在博客中写道：“城管分好几个层次，首先是执法局，公务员编制，基本上不上街，上街的是执法大队，主要是事业单位编制，下面还有协管员，是从社会上招聘的，免不了混杂一些素质不高的人员。”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城管人员都就“协管员”群体表达了类似观点。事实上，近年来发生的“城管打人”事件中，“协管员”身份出现的频率极高。

　　颇具轰动效应的一次事件发生于2007年9月，在深圳华强北桑达小区的8号岗亭，数名醉酒男子发飙殴打物业公司带班班长，他们驾驶着罗湖城管南湖街道执法大队车辆，拒交停车费，还扬言要弄死保安。事后，这几名醉酒男子被证实为城管局的“协管员”。

　　对于这场风波，有网民发表评论：“不要总拿临时工、协管员充当遮羞布和替罪羊。”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行政法学教授熊文钊提议“局队分离”，要求“协助人员”像法院的法警一样，行动迅速，保障有力，但不给执法权，只给任务。

　　有趣的是，在声讨城管“暴力执法”的舆论洪流中，也有人提出，“城管就是现今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替罪羊’。”

　　在赵阳看来，“之所以城管的形象普遍不好，那是每个领导都有考核、政绩这样的压力。上级领导来检查了，如果街道是脏乱的，首先印象分就没了，分管的领导就当然有压力。好不好，不是老百姓说了算。”

　　完不成任务，考核就通不过，这是摆在每一个执法队员眼前的现实问题。在赵阳所在的玄武区城管大队，“要求不能有摊点的街道，领导下来检查了，发现一个摊点就扣40块钱，我们执法大队的同事一个月最多的扣了五六百块钱。结果是，到了街上（城管和商贩之间）就如同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毛寿龙认为，城管执法面临两难，因为政府制定的市政标准都是发达地区的，而当地的发展速度往往跟不上步伐。